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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科研作假源于学术生态“坏”导师变抢手

  • 更新时间:2013-01-30 04:01
  • 来源:中国青年报
  • 整理:成教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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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:
    “没给导师凑过发票?研究生白念了。”在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科技活动研讨会上,研二学生杨宁(化名)的一句话引起了全场的骚动。 会议随之从念发言稿跳到自由发言环节:为了评上教授级职称、学科带头人、人才工程的成员,自己的导师如何拿课题经费,削减脑袋,

  “没给导师凑过发票?研究生白念了。”在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科技活动研讨会上,研二学生杨宁(化名)的一句话引起了全场的骚动。

  会议随之从念发言稿跳到自由发言环节:为了评上教授级职称、学科带头人、人才工程的成员,自己的导师如何拿课题经费,削减脑袋,跑关系;为了申报科研项目,导师又是如何走门路,请客送礼,多方打点……他们还抱怨,在这些“看不上眼”的“工作”中,导师又安排自己干了什么。

  “坏”导师为何反而变得抢手

  一场本是对学生科研项目的研讨,最后演变成对自己导师的“讨伐”,言辞之激烈让在座的多家媒体记者触目惊心,以至于现场负责活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中途打断,直接进入总结发言。

  杨宁告诉记者,一些导师给学生派的活儿,一看就知道不是基础研究,而是一些外包公司,甚至是导师本人公司的项目。因为涉及商业、专利等问题,学生很难发文章,但是,“为了讨好导师还是要干”。至于为何要“讨好”导师则不言而喻,论文生杀大权在其手里。

  学生也有被“逼急”的时候,早些年轰动一时的上海某高校9博士生炒掉博导就是如此——导师长期让学生为自己的公司做项目,而疏于对学生本身学业的指导。

  然而,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情况,当时就有人不无“遗憾”地评论道,这位博士生导师太不会做人,如果他能在学生给自己干私活儿的基础上,分配一些可以做出文章的题目来,也不至于到此地步。

  当然,渐渐地,杨宁也意识到,有些“技能”,于他本人走向社会,不无“好处”,比如会凑发票,比如会找路子。“我也知道不太好,但这是一种技能,必须要掌握,”他笑了笑继续说,“我只能说,学会了不一定用。”

  事实上,经过大学本科4年的锻炼,学生“利己”的苗头已经显现。

  研一新生开学抢导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不少接受采访的研究生表示,一般情况下,“坏”导师反而变得十分抢手,因为,在学生们看来,他们能从这类导师那里学到社会上必备的技能,拿到足够的经费,发表足够分量的文章。

  抢导师时,送礼请吃饭是常用的招数。研三学生李蒙告诉记者,他“搞掂”导师就花了一番心思:先找一位了解导师的师兄,在饭桌上就把导师的基本资料、喜好、忌讳搞得一清二楚,然后再去找导师,又让“未来师兄”在导师面前“敲敲边鼓”,最后终于如愿以偿。

  相比之下,那些默默无闻、专攻学术的导师则是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。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告诉记者,他的导师在院系内“口碑极差”,“一天到晚只知道报告和数据,还没做出什么名堂来”,其他教师基本不愿同他打交道。其结果是,3年来,这位导师只招了他一名研究生。

  更为重要的是,当这位学生想回母校读个在职博士时,他发现,报上硕士生导师的名字,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都会摇着头说,“你这博士估计没人愿收”。

  为学分为保研为户口学生科研项目做假动机各异

 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就曾公开表示,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恶性互动的地步,并给出导师“十戒”的说法,其中前两条就是戒“光当老板”和“尽做监工”。

  以“光当老板”来说,导师申请来的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万元,甚至上千万元,但一些导师并不按规定给学生下发“劳务费”,只是象征性给每月300元到上千元不等就把学生打发了,而科研项目上未尽的费用则多数进了导师个人腰包。如此,学生一方面抱怨自己的“劳务费”过少,另一方面在看明白导师这一行为的同时,会埋下自己将来也要“使坏”的种子。

  当然,一些大学的“锻造”作用并不止于此。近些年被媒体诟病盛行“官场之风”的一些高校的学生会、学生社团,也为学生提供了练就这种功夫的最好场所。

  然而,即便是在学生科研这一探索未知的活动中,其动力也多源自于那些已知的功利导向上——拿学分、保研、户口加分等等。

  最新颁布的《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》明确提出,该项目注重“研究过程”而非“研究成果”。

  然而,学生自身参与的动机却有些不尽人意。浙江大学一份有关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(SRTP)的调查显示,当被问及参加该科技项目的主要目的时,选择最多的是获得第二课堂学分,占46.3%;其次是锻炼科研能力,占40%。该项目组分析,近一半的学生把获得第二课堂学分作为参与科技项目的主要目的,体现的是学分对活动的激励,但更是科技项目自身过多依赖外部激励而非内生兴趣的表现。

  北京一所高校大四学生王青(化名)告诉记者,每年到选课时,身边的同学都会“拼了命”地选修带有科研项目的课程,有的甚至让学长提前帮着“占坑”,原因就是为了“拿学分”,而这样的学分也相对“好拿”。

  记者在一些高校院系中查阅本科生选课表时发现,带有学分的学生科研项目,通常是3学分,高的就达到4学分。对于这样的课程,导师给的成绩也不低。

  但是,要想让导师给高分,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,即一些学生所抱怨的“自己申请的课题往往是导师一个大项目的子课题”。而所花费的经费,则还是学校专门拨款给学生科研项目的。这又同时再次让一些学生受到了老师“坏”的教育。

  针对一些全国性的科技赛事,不少在京的高校还有类似这样的规定:如果参加省级及以上的科技竞赛,所修读的课程可以进行加分,加分后的成绩不超过以下标准:考试成绩低于50分的,上限为70分;考试成绩在50~60分的上限为80分;考试成绩在61分以上的,上限为95分。

  更为吸引人的还有,即便是上海落户的评分标准,也包括科技加分的硬性规定,《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评分办法》称,“经认定的国际性比赛或上述全国性比赛奖项一等奖可加10分,二等奖8分,三等奖6分,全国性地方奖项则依次是5分、3分和1分。”此外,有关专利证书等方面的加分也有涉及。

  从“世风日下”到“学风沦落” 科教界呼唤科学道德诚信体系

  以前说,一些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愈加功利化,如今,连做科研项目也是如此。为什么会这样?

  “中国的大学病了。”不少教育学者这般呐喊,并将大学之病归结于整个社会的浮躁:以前是世风日下,如今高校象牙塔也不免被侵蚀,学风自然沦落。

 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分析,现在大学决策层重视建章立制,规范教育,查处各种失范问题,院系层面也重视学术导向。但这样一些举措的效果目前还差强人意——教师对规则都是熟悉的,但急功近利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扭转;学生经过教育后知晓规则,但每年还是会发现有作弊现象,高技术作弊手段也越来越多。

  换句话说,在知晓规则和利害关系的情况下,如果有更大的利益在引导着老师和学生,他们一定还会想办法钻尽现有规则的空子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如果一味地探讨如何提高学生或教师的道德水平,或许显得有些治标不治本。

  问题的关键还是落到了“利益引导”上,而这里的引导并不仅仅是科教界论文或职称评价导向,更是指整个社会大风气。胡海岩说,在当前急功近利的社会,各种坑蒙拐骗,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,不可避免地会对师生产生重要的影响;各种没有任何规范的“增刊”、“文集”、“编著”,也在诱惑学者。

 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,当下高校课程设置奉行的就是社会上流行的实用主义原则,“一切为了就业”已成了不二法则——凡是与就业关系不大的专业、课程,不是被砍,就是无人问津;反之则无比吃香。

  于是,有人将此戏称为高校产业化、工业化——以前高校是走在社会前面,现在是跟在后面跑。

  钱理群曾以其亲身遭遇说明此种现象的严重性。2007年暑假,他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完课,一位大学老师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,要其举例说明:他的鲁迅课对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促进作用。他听了大吃一惊,一时语塞,甚至有点手足无措,感觉心在隐隐作痛。他感慨道,今天的大学,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“养成资格之所”,“贩卖知识之所”,成了“职业培训班”了。

 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也在感慨,当下一些高校的科研和教学环境,是单位追求排名、荣誉;个人追求评价、利益、金钱、权力;其结果必然导致钻营、急功近利、关系学充斥;时间精力花在运作、包装、应付评估,甚至造假、剽窃等,不择手段;恶性竞争,互相排斥,无诚信可言,却仍自我安慰“社会都是这样”。

  对此,这位老院士很无奈,“当下并无十分有效的建议”,但是一个明确的方向是,“学术环境、学术生态”的再造是紧迫而具战略性的。他告诉记者,快速发展中的中国,客观上对人才和创新成果有很强的需求,与此同时,处在社会转型阶段,信仰缺失、诚信缺失、体制性弊端的大环境问题,在教育界、科技界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。那么,整个科教界都需要下大力气构建以自律为核心、教育、制度、文化、法制、监督相结合的科学道德诚信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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